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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子很快走刑事程序诉告上了特别区法庭，判决结果下来，那十多万本伪书全部没收，印刷厂厂主被判罚金八百元，或以监禁冲抵，两元折算一日。厂主不是傻子，果断选择罚钱，交了八百元的罚金，这官司就算是了了。

周子兮自然觉得没完，她花了这么些功夫下去，可不是为了这区区八百元，更何况这钱还不是赔给书局的。她于是联络书业公会与相关书局，打算再以侵犯私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印刷厂赔偿经济损失。

她本以为这一步顺理成章，却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她想象得这么简单。涉案的几家书局都表示不想继续追究，翻版书既然已经没收销毁，便是皆大欢喜，再打民事官司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。

周子兮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口舌，试图说服他们把官司继续打下去。自沪战之后，不少书局就已经蒙受重大损失，一直都没能缓过来。曾经有人说，一枚炸弹落到四马路上，少了几万本图书，多了两家妓院。虽是玩笑，却也是实情。再加上这几年物价飞涨，图书销量本就不好，翻版书一出，正规书籍更加难卖。很多规模小一些的书局都已经无以为继，有时候预付了作者版税，连付梓印刷的钱都没有，年前才刚有一家因此破产倒闭。而与书局的损失相比，眼下这八百元的罚金根本不能形成威慑力，翻版书商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恐怕只会有恃无恐，变本加厉。

然而，书局方面也有他们的理由。原本这种官司都是由作者起诉，直到最近一次内政部修订细则，才根据民法有关著作权转移的规定，使得出版人亦对翻版侵权享有起诉权。而在此之前，也几乎没有成功索赔的先例。

话讲到最后，书局方面倒是稍稍动了心，表示只要周子兮能说服几位名作者共进退，那他们也愿意奉陪一试。

于是，周子兮又去找那些作者。

其中一位最有名气，但已举家定居美国，发了一封电报过来表示路途遥遥，不便参与国内的官司。

另一位更加不巧，已经去世了。其遗孀回复：“我出版先夫的选集，都有人骂我发死人财，要是再打翻版书官司，不知道要被人怎么骂呢！”

还有一位教授，既没出国，身体也很康健，却只以一封短笺答曰：不愿参与版权方面的争论。

周子兮不懂这里面的道理，去电求见，结果被教授的学生挡了驾。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学生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很快透露了教授平常爱去的咖啡馆。她守株待兔，撞了个正着。

教授显然没想到前来求见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年轻女人，不像他通常所见的律师，倒更像是他大学里的女学生，于是欣然放下手上在写的文章，与她谈了几句。

周子兮这才知道，教授之所以拒绝，是因为曾经跟人打过好大一场笔墨大战。

那是几年前经济最萧条的时候，颁布不久，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。文中写道，普通市民三四年前还能每年买几十块钱的书报，可现在连几块钱的书也无力购买，经济的压迫使他们限于精神粮食的匮乏。所以，翻版书与其说是伪书，不如说是廉价的普及本，并非侵犯他人财产，而是“充满敬意的翻印”，助益了文化的传播。时下一些进步书籍能够流传一时，也未尝不是翻版书的好处。

读到这番“偷书不算贼”的理论，教授撰文反驳，说文人固然清高，不该斤斤计较于钱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