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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。那天晚上，旁的客人来了，她都找借口推脱掉，空等我一夜。后来我问她为什么有钱不赚？结果被她狠狠捶了几下子，说既然答应我了，就一定等着我，不管人家给三千还是五千，她都不赚那个钱。那一天我真是惭愧，她一个没读过书的女人比我这个做律师的讲信用。”

唐竞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嘴上却还要问：“朱律师怎么突然想起这回事来了？”

“也不知怎么的就想起来了，”朱斯年回答，“人老了大概就这样，这里一搭那里一搭的，叫你们见笑了。”

一桌围坐的人有的跟着笑，有的忍着，也有的不敢反应，只当作没听见。郑瑜一张面孔变了又变，但终于还是没有发作。

后来，又转到别的话题上。有人提起吴予培，说他表面上是自己请辞，其实却是上面要他走人，却没想到他手上的事情实在不简单，新任公使一时接不下来，这才又在日内瓦耽搁了许久，协助交接。可旁边又有人说，这公使的职位不做也就不做了，凭他“国民大律师”名号，回来上海继续做律师，还怕没有生意吗？

不管是哪一种讲法，唐竞听得出来，这一众同行对吴先生还是服气的，唯独只有陈佐鸣说了一句：“我真不知道是望他回来好，还是不要回来的好。”

一时无人接口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唐竞听见这句话，却是深以为然。他其实已经接到吴予培从日内瓦发来的电报，告知返回上海的日期，并托他相帮物色一处房子，再置备些简单家具。他一切照办，心中却是喜忧参半，同陈佐鸣想得一样。

散了席，众人从饭店出来，又是一通握手寒暄，仿佛依依惜别。陈佐鸣对做人情兴致不高，对做东道的郑瑜打了声招呼就径自走了出去。

唐竞却是因为方才那句话，跟上去与这陈律师多聊了几句，当然也是关于吴予培。

陈佐鸣得知吴先生返沪的船期，也说要去迎一迎，不禁又忆起两人在法政大学同窗的时候：“当年同学年少，意气风发，总以为做律师就同书里说的一样——匡扶正义，保障人权，协助司法之进行，巩固法制之精神。如今看来，哪里有那么理想化……”

话说到此处，他们不约而同朝那宴会厅里望了一眼，方才郑瑜在言语上确是吃了朱斯年的亏，但此刻身边照样好几个人围着她谈笑风生，十分逢迎。两人目光碰到一起，都是苦笑。

陈佐鸣一时感慨，说得愈加坦率：“我家境不好，一路半工半读，从夜校念上来，三十多岁才做成律师，真是当作理想在追求，但这几年的执业生涯，可说是最好的，也可说是最坏的。”

“怎么好？又怎么坏？”唐竞问。

“银钱上最好，良心上最坏。”陈佐鸣笑答，“比如今天郑律师这种事，以后恐怕只会多，不会少。”

话说到此处，宴会厅里又有人出来，两人这才心照不宣闭了嘴，握手告别。

转眼翻过年去，又是沪战纪念日。律师公会登报通告，号召所有会员停止办公一日，以志痛念，又倡议募捐，慰劳阵亡将士家属，赈济难民。

唐竞在这公会中一向就是边缘人物，直到在报纸上看见那则通告，才发现朱斯年已经不在委员之列。除了朱律师之外，原本那几个老人也被换去半数，新任委员中赫然就有郑瑜的名字。

唐竞看着这名单，不禁蹙眉。他知道朱斯年这人向来懒散，又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