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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那具体是什么病，我不懂医学，只知道叫肺高压，也是肺上的问题。同时心脏也出现衰竭，比肺本身的问题更严重。这种病很不常见，似乎也跟家族遗传有关系。不过柏瑜的母亲，甚至她外祖母那一辈儿都没见过这种病。她母亲应当还健在——我是说现在。按理说这种程度的病，通过体检怎么也能查出苗头儿。只是柏瑜没有出去工作，没有机关单位安排她定期体检，而她自己也觉得体质从小就算不上好，加上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，平时遇上个气喘头晕，也认为实在是很正常的事。这病不常见，自然很难治愈。不过也不是说无法治愈、干脆只能等死。虽然对一般人来说大概唯有苟延残喘。柏瑜的家里人相当努力地帮她治疗。以她们家的条件来说，当然也不存在费用问题。宫女士觉得柏瑜的家人是惺惺作态，没法子消除心底的厌恶。其实到了这个地步，多少也该放下个人恩怨，当务之急是柏瑜的康复。哪怕不能康复，也要尽可能让她减轻痛苦。宫女士一开始还是这样琢磨的。可一想到正是柏榆的家人给了女儿莫大的压力，让她在极端压抑环境里恶疾缠身，宫女士就无法把过去的偏见一笔勾销。本来，也不需要一笔勾销。大部分伤痕都无法消除。柏瑜那种接近自暴自弃、将自己边缘化的行为，基本是对家里人的反抗。连不出门工作也是反抗的一种。或者可以说，她不想被社会同化吧。总之就这么住进了医院之后，陪护的总是柏瑜的母亲，还有家里花钱请的护工。社会上那些跟他们家有交情的人时不时地过去探病，送鲜花啊果篮礼品之类的，为数不少。去了也就是在病房说着可惜啊可怜啊、怎么得了这么怪的病什么的，然后就是跟陪护的她母亲或父亲聊无关紧要的琐事，或者干脆只是借着陪护的幌子拜托她母父亲办事儿。宫女士也去过几次，是跟着小姑子一起去的。那会儿不光是柏瑜的家人，连袁诚的meimei和更多不相干的人都清楚她们之间的事。社会上的风言风语根本收不住。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，觉得新鲜，也有人虽然不相信女人之间的这档子事儿，还是当成笑柄奇观似的到处乱讲。其实，袁女士怎么也不太相信。她虽看出嫂子跟哥哥的关系不大正常，怀疑哥哥是不是在外头儿有女人，可没想到是嫂子外面有了人，这个外遇对象居然还是两个人都认识的女性朋友。宫女士是趁着柏瑜的家人都不在，只有护工在病房的时候去的。袁女士也赞同她这么做。袁女士这时尚且对嫂子和柏瑜之间的事儿感到难以置信，正因为从没见过这种事儿，比起明确谴责哪一方，她还在惊诧不已。她也私下里问过宫女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会不会是被小人泼了脏水？宫女士只是敷衍了事，那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后来宫女士不再去探视，不光是出入不方便，柏瑜也不想让她再去，不想给她看见自己重病在床的样子。可也不能就这样断了来往。当时有传呼机，能发短信的手机也有了，她们两个都爱赶时髦，又买得起这些东西。但只言片语的消息无法满足。不知道柏瑜是怎么瞒过家人写出的信，或许她家里人根本视而不见？两个人还像过去那样通信，靠的不是邮局，是让一个每天去柏瑜病房送早饭或午饭的阿姨居中传递。当然也给了她不少好处。虽说这样也有泄密的风险，可到这种地步，谁还管得了那么多。

    “柏瑜住的医院离宫女士家挺远，离她工作的单位也不近——事情连她同事也已知晓，她由此索性办了离岗。工作日不用再去单位，宫女士就在离医院近的地方晃荡，等着送饭阿姨把柏瑜写好的信送来，再把自己写的信带去。她连家也不想回，即便那是她自己的家。碰上晚上不想回家的时候，宫女士就在外面的宾馆住下来。袁诚知道了也无权干涉，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互不干涉。虽然袁诚几乎没有住在情人家里的情况，可宫女士知道了也不会管的，由着他去。

    “后来有一天——应该是冬天，冬天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季节，柏榆的病势也转沉重，要隔好几天才能给宫女士写上一封信，遇上状况不错有力气写信的日子，往往也写不了几个字。这种天气里宫女士不好总是在外面待着，于是在她窝在家的某一天里，袁诚突然白天回来，对她说：‘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去看了一下你那位朋友。’‘哪个朋友？’宫女士感到全身血液上涌，抓着书的手指微微颤抖。她本来并没在看书，而是趴在桌子上写信。听到袁诚敲门的动静，不过装出一个看书的样子，另一边赶忙把写了一半的信纸塞进抽屉里。方才在写信的同时，宫女士仍不断思考着袁诚会在什么时候、以何种话头儿同自己谈起柏瑜的事。连袁女士都清楚了事情的原委，袁诚不可能仍旧蒙在鼓里。尤其社会上一致认为袁诚是宫女士的丈夫，柏瑜是寡廉鲜耻的小三儿，宫女士自己就是犯了流氓罪的荡妇。尽管那些人一天到晚净惦记着自己和别人的裤裆，但那几乎只对性爱特别敏